近日，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发布，主题为：学习运用“千村示范、万村整治”工程经验，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。这是党的十八大以来，中央连续出台的第12个指导“三农”工作的一号文件，持续对“三农”工作进行擘画。

在这12个一号文件里，始终贯穿了重农强农惠农富农的主线。在政策创设上，既有一以贯之的守正，例如2013年的“加快发展现代农业”，又有与时俱进的创新，例如2019年的“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”；既有针对阶段性情况的应对之策，例如2017年的“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”，又有打基础管长远的战略规划，例如2018年的“实施乡村振兴战略”。

同时，这12个文件既始终观照“三农”的整体、长远和根本，又精准针对“三农”的局部、眼前和具体，既有对国家大局“保供”的念兹在兹，也有对农村民生福利、农民增收的“时时放心不下”，是“经济上保障农民的物质利益，政治上尊重农民的民主权利”一以贯之扛在肩上，是毫不放松抓粮保供“首要任务”和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“中心任务”的始终如一抓在手上，十分具有系统性、前瞻性、针对性、精准性和民生性，可以称得上是解决“三农”问题的施工图和说明书。

特别是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以后，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对乡村振兴战略进行了框架性的顶层设计。从此，围绕这一长期的历史性任务、新时代“三农”工作的总抓手，这7年的一号文件中，除了脱贫攻坚决胜期立足阶段性任务、补足短板中的短板，其他都在主题中聚焦乡村振兴这一重大历史任务，一张蓝图绘到底。

如果我们再往前回顾，从2004年至今，本世纪已经有21年中央一号文件连续聚焦“三农”，这使得我们可以从一个较长时间段来观察，特别是从这些政策文件中，分析经济社会发展的外部环境是怎样影响着“三农”，以及“三农”又对宏观大势作出怎样坚如磐石而又不易为人察觉的支撑与贡献，从中可以管窥“三农”的历史脉动和政策的匠心独运。

在现代社会，“三农”发展的方向和路径越来越与外部大势紧密相连，联结越紧密，外部性就越强，受宏观经济形势、地方发展驱动、社会治理结构以及国内外合作与博弈等的影响也就越大。

在这一点上，粮食是最为典型的例证。农业的首要任务是保供，保供的首要任务是保粮食安全。在这些年的一号文件中，粮食政策十分稳定，目标始终是确保国家粮食安全；但在不同的时间阶段，针对不同阶段特征，“运筹之手”也相应在“手法”上予以调适。

而2014年可能是这二十多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关于粮食政策的一个节点，文件中再次强调并阐释了2013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的国家粮食安全新战略，一锤定音奠定了新时代重农抓粮的主基调，一直延续至今。

让我们从二十多年前开始回顾，沿着时间线来看一号文件中的粮食政策与背景。

2004年面临的情况是粮食总产量已经连续下滑了5年，而且速度很快、幅度很大。在1996年粮食产量首次突破10000亿斤大关后，从1999年开始下滑，到2003年只有8614亿斤。

而且从结构上分析，这种形势更加严峻。粮食产量从上世纪80年代迈上7000亿斤台阶，之后的几次千亿级跨越，据专家分析主要与杂交水稻、紧凑型玉米等突破性品种以及化肥等技术推广，单产快速提高有关。但在本世纪初的连续5年下滑中，主要因素却是粮食播种面积大幅减少。据统计，1998年粮食播种面积11379万公顷，到2003年仅为9941万公顷。